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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我国地区间差距可能“十四五”时期还会继续呈现扩大态势
作者：黄蕾 2020-11-30 12:02
我国地区间差距可能“十四五”时期还会继续呈现扩大的态势。2015年以后地区差距已经在呈现扩大的态势。与上一轮地区差距在空间上的表现形态和形成机制有所不同，这轮扩大可能更多的因素是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差异，以及创新性产业集聚度变化带来的差异。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黄蕾 当前，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面临的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重要地区发展目前有哪些特点？未来将走向何方？11月28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分享了他的观点：我国地区间差距可能“十四五”时期还会继续呈现扩大的态势。2015年以后地区差距已经在呈现扩大的态势。与上一轮地区差距在空间上的表现形态和形成机制有所不同，这轮扩大可能更多的因素是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差异，以及创新性产业集聚度变化带来的差异。
比如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在向中心城市集聚，而在像东北等的一些地区又在流失。这种对地区的差异的影响跟上一轮区域差距的扩大是有所不同的。王一鸣表示，这个可以用“双倒U型”理论进行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本已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双倒U+U型”理论，就是地区差异经过一个从低到高再到低的变化以后，还会再次扩大。
王一鸣表示，我国现阶段似乎更多表现为“南北分化”和“南升北降”，特别最近几年北方地区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北方地区除了个别城市，比如北京相对地位比较稳定外，其他省份下降幅度都比较大，这和生产要素地位变化，传统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除此之外，在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发展规划论坛上，王一鸣还分享了关于我国区域发展的另外四点看法：
第一个就是沿海地区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也面临新的挑战。最近两年来，沿海地区外贸的增幅一度都经历了很大的回落，回落的幅度都非常大。随着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产业外移的压力也在增大，特别是随着要素成本的提高，主要外移到东南亚国家。新冠疫情实际上又进一步增大国际上所谓的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这个对未来沿海地区还会持续地产生影响。
沿海地区外贸的依存度是比其他地区要明显高的，特别是一些外贸大省，比如上海、广东、天津的外贸依存度，比其他省份都要明显偏高，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外贸的发展自然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和美国正在推进的技术“脱钩”，对沿海地区又带来新的挑战，不仅出口面临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影响，而且进口也面临技术断供的制约，由于很多中间品对外依存度是相对高的，一旦断供，对整体供应链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包括一些外向型产品的生产同样会受到制约。
所以，王一鸣认为沿海地区过去扮演的角色是以深度参与国际循环来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随着需求结构中内需和外需的此消彼涨，沿海地区可能更多地转向内外的互动。出口依存度峰值是2006年，是35.2%，到去年只有17.4%，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峰值是2007年，这些年已经陆续降到1%以下，这就使得需求结构中内需和外需发生了此消彼涨的变化。供给结构、要素结构等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是严重过剩的，目前研发成本份额与劳动力份额更加匹配了。
第二外需和内需市场相对关系的变化，使得内陆地区的位势相对上升，总体的态势是外需市场的扩张在放慢，内需市场的份额在提升，为内陆人口较多、市场规模较大的省份加快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中国去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比较于美国进一步缩小为2700亿美元，王一鸣认为，今年由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美国还是负增长，所以今年比较大的概率，中国零售市场会超过美国的，这对一些内陆人口比较多、经济体量比较大的省份会带来更加积极的意义。
“一带一路”也在改变内陆的区位条件，原来比较闭塞的内陆省份成为了开放的前沿，也使得原来的沿海和内陆的中心和外围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而有利于重塑我国区域经济的格局。
用百度的大数据来观测人口流动，从人口流动的频率检测城市的中心度，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内陆地区，像成都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基本在一个层级上，这反映了中西部地区要素匹配条件较好的城市，它的发展正在加快。第三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十三五”规划19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80%以上，特别是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当然也包括京津冀，它正在推动向世界级的城市群迈进，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同城化趋势在加快，比如广东，广州跟佛山地铁都是连接的，上海跟苏州、昆山同城化趋势也在显现，越来越成为优质的生产要素的汇聚平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随着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城市群的网络效应将进一步增强。2019年末，我国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占全球高铁里程2/3以上，且每年都有一定的规模增长，这使得城市间要素的流动、集聚、扩散的效率提高，也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提高发展质量。
同样可以用百度的数据来看城市网络体系，对比不同时间段，它的密度是在增加的，说明城市间的关联度在加强。
第四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计算技术的高能化、量子化，这些都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数字化。而这个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区域的格局。
从一定意义上说，区域差距未来会更大程度地表现为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这些迹象。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意义，就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在发生变化，一些传统要素具有优势的地区，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相对优势减弱，比如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技术、数据等正在成为地区竞争最重要的因素，数据的规模、采集、储存、加工、应用能力和数据的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区域竞争的制高点。
从空间上，技术密集型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度是在提高的，或者说创新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聚集度是提高的。由于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科研机构等要求相对较高，空间上有更高的集中度，所以专业技术人员也更多向这些平台集聚，进一步加大了它的集中性。
数字技术的就业替代效应也使得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将逐步地减弱，从最近这些年的数据来看，可以观测到这些变化。因为智能机器人对程序化、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的替代正在推进，并且趋势还在强化，对未来人口的流动影响正在显现。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技术层次和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劳动力最近这些年流动性降低，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或收入水平的劳动力，它仍然保持比较强的流动性，并且主要向创新型产业比较密集的城市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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