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僚制下的弊病

作者:近藤大介 2021-04-06 14:00

由这群日本最优秀的人才制定的法案,仅今年提报国会审议部分就有134处错误。而且,统治日本的21名首脑参与的内阁会议竟然也有名无实,这实在让人汗颜

(图片来源:IC Photo)

【东瀛视角】

近藤大介/文

3月28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截至27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1亿剂次,安全有效。

反观日本,截至3月26日,仅有82万2869名日本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整体接种进度仅为中国的1/121。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缓慢推进下去的话,日本国民全部完成疫苗接种,需要22年零8个月!

日本的疫苗接种速度之所以缓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日本的疫苗研发进程迟缓。其二、日本的信息数字化进程落后。目前,以以色列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没有自主研发新冠疫苗,但依然在全速推进国民接种疫苗的工作。在这些国家的反衬之下,日本信息数字化进程落后的弊病,更是暴露无遗。

菅义伟政权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计划于今年9月成立一个名为“数字化信息厅”的全新中央政府机构。

为确保该机构如期成立,菅义伟政权必须在今年的通常国会(预计于今年6月闭幕)上,通过涉及增设创设数字化信息厅的全部法律条款。因此,菅义伟政权于2月9日向日本国会提交了五个以增设创设数字化信息厅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法案。

但在一个月之后的3月9日,相关法案的审议突然中断。对此,国会给出的理由是:在政府为审议法案准备的资料中出现了45处错误。我认真的阅读了勘误表,“电气”误写成“电子”,“关联”误写成“关系”,各种错误让人眼花缭乱。法案审议中断当天,数字改革担当大臣平井卓也在国会上郑重道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记录了45处错误的勘误表上,也有不少记述错误。

之后,各种各样的错误如雨后春笋一般,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比方说,厚生劳动省提交的《感染症法修正案》。日本《感染症法》明确规定了对新冠病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奖惩机制。但在《修正案》中,原本应该写成“同条第六项”的地方,却被误写成了“同条第五项”。

3月24日,军事方面的重要法案,也被曝出“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为了深化与加拿大的防卫合作,日本防卫省决定修改《防卫省设置法》,在第100条新增“抵达位于加拿大境内的加拿大军队设施之后,短暂停留”的语句。但是这段文字竟然鬼使神差般的变成了“抵达位于加拿大境内的英国军队设施之后,短暂停留”。

既然是为了加深与加拿大的合作,条文中就应该只出现与加拿大相关的记述,“英国军队”之类的字眼绝对不可能“乱入”。其实,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字,只要写完之后稍微认真的读一遍,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由防卫省制定,并最终出现在日本国最高国权会议“阁议”(内阁会议)上的法案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更何况,这些法案在被提交至国会之前,包括首相菅义伟在内的21位内阁大臣都会签字确认。

为了弄清楚这些乌龙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联系到了一位每周二和周五都去首相官邸参加“阁议”的政治家,询问“阁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政治家如是回答道:

“我们不确认法案文书的内容而依次签名,21个人都这样。居中而坐的菅义伟首相、担任主持人的内阁官方长官加藤胜信以及其他内阁大臣,基本不会做任何沟通交流。这种会议,美其名曰‘内阁沟通会’,实际上全都是‘内阁零沟通会’。10分钟左右就能散会。”

这些话对我的冲击很大,但我相信他说的都是事实。

法案记述错误频频出现,因此在野党强烈要求政府复核向国会提交的所有法案。3月25日,政府做出了回应,内阁官方长官加藤胜信在众议院运营委员会上公布了复核的结果:在法律、条约类文书中,共有3个法案及1个条约出现错误,须勘误12处。在参考资料中,共有22个法案出现错误,须勘误122处。

累计134处错误!这可真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各个时代绝顶聪明的年轻人都成为了中央官厅的官员。在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之中,成绩排名前50%的人大部分成了政府官员。

每年夏天,日本的国家公务员综合职位考试也会和中国的“国考”一样,吸引全国人民的目光。去年8月21日,日本人事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应考的16730人之中,仅有1717人合格。合格率仅为十分之一左右。从今年4月1日开始,他们将正式成为中央官厅的官员。

然而,由这群日本最优秀的人才制定的法案,仅今年提报国会审议部分就有134处错误。而且,统治日本的21名首脑参与的内阁会议竟然也有名无实,这实在让人汗颜。

3月29日,《东洋经济》报道了一则让整个日本再次目瞪口呆的新闻:3月24日晚,负责应对新冠疫情的厚生劳动省的官员,科长以下共23人在银座举行宴会直至子夜0点。其间,所有人都没有戴口罩。现阶段,东京地方政府明令禁止市民“于晚上9点以后聚餐”以及“组织4人以上的聚餐”,甚至还鼓励“戴着口罩吃饭”。然而,负责应对新冠疫情的厚生劳动省的官员们竟无视政令,堂而皇之地违规聚会。在3月30日召开的国会上,政府受到了在野党的强烈谴责,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不得不深深鞠躬道歉。

日本到底怎么了?

在这种郁郁寡欢的状态下,我在东京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新书。该书名为《古代日本的官僚》,出版于今年3月25日,作者是专门研究古代日本史的鹿儿岛大学教授虎尾达哉。他根据留存至今的古代日本文献,详细介绍了古代政府官员们的工作方式。

从结论而言,这本书也给了我不少的冲击。比方说,9世纪的时候,日本借鉴中国隋唐时代的制度,在元旦的早晨举行“朝贺仪”。中央官厅的全体官员在平安宫的大极殿(正殿)列队,向天皇拜礼、拜舞、拜年。

但是,每年都有官员无故缺席,以致到了晚上都无法举行仪式。最终,只好允许“代返”(他人代替缺席者向天皇致意),才让仪式得以继续进行。

据说到了奈良时代后期(8世纪后半期),在天皇授予中央官厅官员职务的仪式“任官仪”中,官员们无故缺席的现象也层出不穷。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安排“代返”参加。

除此之外,中央官厅的官员们每年有240天到岗办公的义务,但很多人旷工去打猎或打球(古代的马球)。虎尾教授由此得出结论:从古代开始,日本的官僚们就已经非常不勤勉了。

到了武士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开始通过用刑或监禁的方式严惩旷工的官员。明治时代之后的军国主义时期,依然沿用了这些方式。进入21世纪的“太平盛世”,日本再次回到了古代的状态。

如此想来,对于久候未至的疫苗以及错误百出的议案文书,我们似乎大可不必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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