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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 | 微观视界
作者：谢泓 2021-10-22 19:19
推动社会共富所需要的不仅是资金的捐献，而是企业家经营能力、配置社会资源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谢泓/文 去年底至今，国家市场监督总局陆续开出针对互联网企业的巨额反垄断罚单，备受社会特别是企业家群体的关注。事实上，中国反垄断大幕才刚刚开始，这股风潮也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对互联网企业都有类似行为。
提起反垄断，从事胶粘剂生产的隐形冠军中山市金利宝公司董事长陈世岳曾深有感触地讲，世界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得益于20世纪初对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反垄断。
一方面，标准石油当时占全美95%的石油市场，通过垄断获取巨大利益，又何必创新。另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科学家从石油和煤中提炼了大量化学物质，并以此作为工业原料，推动化学工业发展。
陈世岳说，反垄断不是针对企业规模，而是这些公司因垄断妨碍社会的创新与技术进步。
很多投资人都会问互联网创业企业：BAT进入这个赛道怎么办？如果互联网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获取利润，不用来做前瞻性研究或未来的技术研究，而是跟小企业争赛道，那就必须重罚甚至分拆。洛克菲勒美国标准公司后来被拆分成34家公司。
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经济的良性竞争和新兴企业的崛起。微软虽然躲过被拆分的命运，但因开放了系统才有机会产生后来的苹果及安卓系统。
成为社会企业家
要理解中国的反垄断就不能离开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的目标前提，共同富裕是一个远大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抱负与追求，是未来可期的社会场景，不是多少罚款的问题。
8月17日，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就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社会分配机制主要有三个层次：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继续政府财税收入的再分配、基于社会力量的第三次分配。
有数字显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是中国慈善事业捐赠的主体。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全年捐赠约450.32亿元，在捐赠主体中占比最高。《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其中，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占GDP的0.15%；最大的捐赠来源为企业，占比为61.71%。
虽然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三次分配比例不断提升，但无论是制度安排输出的结果还是最终的规模数量，还不足与初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相比。因此，慈善捐赠更多是一种补充，通过特定社会功能去解决社会某种功能缺失所出现的问题。
三次分配强调在不增加税赋的前提下，基于自愿和爱心驱动，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除了经营好企业、遵纪守法、依法纳税，企业家成为捐赠主体、承担这种责任的逻辑是什么？
首先就在于企业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而不仅限于经济作用。其次，推动社会共富所需要的不仅是资金的捐献，而是企业家经营能力、配置社会资源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因此，企业家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必须有参与感，并非“被自愿”和临时动机。企业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需要得到重新确认，而非传统历史上的商人地位。儒家所定义的“士”的身份，或许更加符合未来对企业家的定位，企业家也可以“修齐治平”报效国家。
由于新的定义、新的社会逻辑，未来企业家有可能成长为服务社会进步的社会企业家。
乡村振兴中的企业家责任
2019年8月19日，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商业组织 “商业圆桌会议”上联合签署《公司宗旨宣言书》，宣称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重新定义公司价值，不是股东利益第一，而是社会价值。
一是为客户提供价值，满足客户期望；二是保障员工薪酬、绩效的公允，开展员工的培训和教育，包容并尊重员工多样性；三是维持与供应商的良好关系，公平交易；四是参与社区活动，保护环境；最后才是股东利益。
现代企业管理之父德鲁克认为，企业的使命无非有三：经济绩效、促使工作具有生产力而且让员工具有成就感、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经济绩效是社会的优先使命，因为其它的社会使命，诸如教育、卫生保健、提升知识等，都有赖于经济资源的盈余。德鲁克同时认为，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评判标准不是企业自身利益，而是社会利益。
稻盛和夫对于企业价值的排序，一是员工的幸福，二是顾客的价值，三是社会的价值，四是股东的价值。企业只有“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把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出来，才能真正“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而中国企业家的底层文化逻辑是什么、有什么，值得每一位企业家深入思考。或许如上文所述，儒家所定义的“士”之精神可以作为深刻底蕴，奋发有为，以利天下。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以义为利、义利并举，以实现社会幸福、推动社会发展为前提。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体现、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新商业文明的体现。
总书记去年11月考察江苏南通张謇故里时就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都是关系中国社会前途及未来的大事。虽然企业家经营的都是自己的企业，但必须将企业的发展放在国家发展大环境下。
特别是乡村振兴，关系到中国八亿农村城镇人口共同富裕的问题，是中国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重点。乡村振兴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资金问题，更是经营问题、资源配置问题。政府所能供给的是政策及部分资金，具体经营需要有能力的人去操办。
未来的乡村振兴、社会扶贫，重点不是钱，是经营能力。中国乡村振兴需要建设新的能力，需要新组织、新文化、新机制、新人才、新产业、新生态。
现在的企业家基本都受过良好教育，本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士”。企业能够做强做大，这些企业家的身心都经受过锤炼，也有相当好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激发企业家们参与社会治理的愿望，或许能够真正激发“三次分配”发挥作用。
乡村振兴有企业家参与，或许可以通过企业家的经营，以企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通过企业方式的经营，提升乡村的经营水平和效率。张謇就是近代振兴乡村的乡绅及企业家代表。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农村本就是乡村社会，是生活、生产、生态的“三生模式”，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所以，乡村真正的振兴不能止于“致富”。
企业家参与社会治理，参与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不仅需要投入资金和用心经营，还要参与建设乡村的文化及生态。企业家讲文化与生态不是口号，而是稻盛和夫所讲的企业“哲学血肉化”。因此，新农村还必须要有新思想、新价值观和新文化。
企业家的职能就是通过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发展的机会，满足社会需要。尽管当前，企业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恰恰反映出时代发展需要改变，需要新动能。
（作者系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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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泓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