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数字平台自治具有必然性,也是治理的重点

作者:李晓丹 2022-08-04 23:23

江小涓在研究中国的数字治理问题时,认为数字经济治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空间,政府无法对所有数字经济行为进行监管,数字平台自治具有必然性,也是治理的重点。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规模巨大,有海量高频交易,平台必须承担起自治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导江小涓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承泽论坛第4期:“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研讨会上表示。

江小涓指出,数字治理是一个大概念,有三层含义:第一,通常对数字治理的理解是政府用数字技术来加强监管能力,但实际上数字技术是使得市场边界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大的改变;第二,对数字技术的治理;第三,是数字社会的治理。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一直是平台治理探讨的关键问题。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贡献,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政府与市场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互补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广阔的领域,“公共事务”未必一定要政府参与,企业也并非越大越好。

江小涓在研究中国的数字治理问题时,认为数字经济治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空间,政府无法对所有数字经济行为进行监管,数字平台自治具有必然性,也是治理的重点。

“在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下,公民、社会组织、市场、企业都可以参与治理,所谓外部性需要政府伸手的地方,其实可以通过一种制度设计,通过社会的公共治理来完成。”江小涓解释,数字经济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政府原来的信息优势、解决外部性的优势都出现了变化,很多数据在行业和头部企业,政府的数据则是层层上报而来。

江小涓强调,数字经济给政府带来的监管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边界界定,要进行合理性的重新调整,监管部门要有数字能力;大而管不了、快而跟不上、深而穿不透、新而看不懂,这些都是新数字秩序中平台监管面临的重点和难点。

对于平台经济备受关注的垄断问题,江小涓认为,我们讲的是平台经济,讲的是数字秩序,但是平台会超出经济范围来做事情,所以政府还要从这个角度去多想一想,不是它大了别人就进不来了。

数字经济时代,监管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商户数量巨大而且高频迭代。江小涓发现两组数据很有典型性:2019年某平台的线上与线下商家数据量变化波动较大,多数月份新上线和新下线的企业相加超过100万户,个别月份则超过了1000万户;此外,内容类产品创新活跃,2021年某平台月均视频作者数超过1829万人,发布娱乐内容视频人数增速达43%。

要实现平台自治,平台内部也存在着治理压力。

江小涓将平台自治内部压力归纳为四点:第一,规模巨大,有海量高频交易,政府监管力量远远不足;第二,要处理的纠纷和问题量巨大,一旦处置迟缓,损失难以估量,平台秩序不可失信,这会影响平台发展;第三,平台必须承担起协调和监管职能,制定守则、标准、规则、程序等,成为产业圈中的“有形之手”;第四,治理的重点就是平台相关方及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纠纷处理、交易信用维护、价值观等。

江小涓表示,平台如何把自己局部的生态管好非常重要,国际上很成熟的做法就是看是否建立起消费者保护的合规管理体系,以及个人数据隐私的合规管理体系,特别是平台走到海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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