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雅洁 4月1日，国投智能（厦门）信息股份有限公司（300188.SZ）在一天内收到了两次投资者的问询，询问该企业及其子公司是否入选国资委首批启航企业。该公司董秘回应称：“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3月29日，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国资委根据“四新”（新赛道、新技术、新平台、新机制）标准，遴选并确定了首批启航企业。这一举措旨在加快新领域新赛道的布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记者了解到，这份尚未对外公开的名单包括数百家入围企业，涉及能源等多个行业，以央企旗下的初创企业为主。

多位研究者认为，“启航企业”这一概念相当于为国资划出了一片“经济特区”。纳入名单的启航企业不仅有望迎来税收、财政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也有望在国资监管上迎来“新机制”，比如纳入单独考核范畴，以平衡新赛道上的不确定性。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昌明说，启航企业所处的新赛道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不能照搬传统国企的管理模式。这类企业不仅需要在管理上充分授权、要素上充分集聚、激励上充分保障，还要享有类似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凡是有利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政策要应给尽给。

什么样的企业是启航企业？

首批启航企业大多成立于3年以内，重点关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这批企业的核心技术骨干平均年龄约为35岁。

2023年，国务院国资委启动实施了启航企业培育工程。该工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遴选了一批有潜力有基础的初创期企业，在管理上充分授权、要素上充分集聚、激励上充分保障，以加快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打造未来的“独角兽”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四新”（新赛道、新技术、新平台、新机制）是启航企业首批名单遴选的标准。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王绛表示，“四新”中的“新赛道”可以理解为战略竞争型央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扬长避短、实现超越发展的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则是指在较长时间中，将影响科技发展的关键性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这些技术对突破传统科学研究能力瓶颈、改变上下游产业和产业生态能产生重大影响，国资央企需要提前布局。

朱昌明分析，新赛道通常指国务院国资委划定的“9+6”布局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主要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智能装备等。

2024年1月，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并要求在每个未来产业部署。

这些新赛道由前沿技术驱动，目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属于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是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朱昌明表示，在这些领域，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科技创新成果，而是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是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的科技成果。新技术可以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要素。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西安煤科透明地质科技有限公司、航天新长征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入围了首批启航企业名单。

其中，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加快建设抗量子计算的新型安全基础设施，并积极推动量子通信产业化和量子计算实用化。西安煤科透明地质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塑传统地测业务形态，目前正在全力研发地质垂直领域大模型产品，有望赋能我国煤矿的安全、智能、绿色开发和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航天新长征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正在推进面向重症急救领域的“人工肺”等高端生命支持设备的研制。

培育路径是什么？

纳入名单的企业有望迎来国资监管的新机制。

朱昌明表示，启航企业应彻底摒弃传统国企管理体制机制，按照“现代新国企”和“创新型企业”的要求，真正地按照市场化机制运营，彻底打破“看身份、看级别、看资历”的传统做法，在市场检验下“看创新、看业绩、看贡献”，使更多科技创新者在创新中受益，才能在高风险的新赛道中开辟一条新路。

朱昌明说，新机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机制指授权放权的管理机制、创新要素集聚的融通发展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广义的新机制指新一轮国企改革涉及的相关机制，比如产业发展机制、科技创新机制、重组整合机制、公司治理机制、经营机制、国资监管体制等。

上海天强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认为，与首批启航企业相匹配的新机制应包括国资监管机制、用人机制、激励机制、运营机制等，可以通过进一步推进股权改革、公司体系优化，实现有效激励。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对于首批启航企业，将在管理上充分授权、要素上充分集聚、激励上充分保障。王绛认为，充分授权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出资人与管理层的关系，充分调动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对企业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聚集性支持，比如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支持；提高启航企业重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收入待遇，探索多种形式的长期激励机制。

在培育过程中，国务院国资委提及的“新平台”有望发挥关键作用。

在上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下简称“两类公司”）是国资监管从“管企业”“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重要路径，“两类公司”平台拥有国务院国资委的多项授权放权红利，在国有资本运作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与更接近市场化的竞争力，在改革中一度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王绛认为，“新平台”的重点与传统平台不同，不再局限于中央企业集团内部管理，而能够对有潜力的初创期企业，充分授权并给予足够的激励措施，为企业“开绿灯”，提高决策效率，加快打造未来“独角兽”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

朱昌明说，新平台不单指“两类公司”，而是科技创新和创新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如智能制造平台、科技创新平台等。新平台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具有数据驱动、共享协同、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可以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为什么提出“启航企业”这个概念？

朱昌明说，面对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国企进军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刻不容缓，这对身处传统产业的国企而言绝非易事。国企面对高风险的新赛道，客观上存在不想进、不敢进、不会进的问题。“不想进”是因为国资央企传统主业与新赛道相距甚远，不想离开舒适区进入无人区；“不敢进”是因为新赛道风险巨大，一旦创新失败担心被追责问责；“不会进”是因为缺乏开展创新的能力、经验和市场化的手段。

因此，启动启航企业培育工程，就是打造国企创新发展的“特种部队”，建立新赛道的“经济特区”。为启航企业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良好内外部环境和市场化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打造国企创新发展的样板，引领带动其他国企进军新赛道。

他提醒道，在启航工程推进过程中，要针对新赛道所特有的不确定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方案、防范创新风险：一是针对创新风险，要整合社会创新资源来分散创新风险、共享创新收益。启航企业应摒弃传统国企创新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融资、融智，通过混合所有制、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发展；二是针对失败风险，要宽容创新失败并建立创新容错免责机制和清单。对创新工作给予充分保障，对于启航企业按程序推进但创新失败的情形，只要没有谋求私利就应容错免责；三是针对体制机制形似神不似的问题，要从国资监管、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经营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给予一揽子改革授权，确保启航企业发展成为国有独角兽。

王绛认为，此时启动启航企业培育工作，对于国务院国资委和央企而言，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促进央企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企业自主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

王绛说，启航企业也面临所有初创企业会面临的市场风险、财务风险、资金风险、投资风险等。需要在加强高技术投入与技术储备的同时，注重产品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灵活经营与规范运作的关系。同时应理顺出资人与初创企业经营管理层的关系，既充分授权又不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强化激励的同时也促进企业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