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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上的乡村建设风波
作者：章诗依 2018-02-13 11:17
《独立评论》对乡村建设的关注，一度成为定县试验论争的重镇。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章诗依/文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批关注乡村发展的城市知识分子，掀起乡村建设运动，诞生了一些蜚声中外的项目，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定县翟城村与山东邹平县的试验，分别由晏阳初与梁漱溟领导，而尤以定县试验影响力为最大，不仅在国内引发热议，在国际上也得到高度关注。以胡适为主的《独立评论》周刊，对乡村建设更格外予以持续关注，并一度成为定县试验论争的重镇。
海归们的乡建试验
定县试验所以声名赫赫，与晏阳初的个人能力与风格关系甚大。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一个书香门第，很小就跟从父亲接受传统教育，10岁时思想开明的父亲又将他送到教会学校，练就熟练的英语与当众表达能力。后来他先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大学、耶鲁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响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到法国为在法华工服务，从此萌生平民教育的思想。战争结束后，晏阳初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晏阳初有出众的社会活动能力。他是耶鲁大学华人协会会长，并成为第一位加入耶鲁大学唱诗班的华人学生。他的耶鲁同学中，有美国第27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儿子，小塔夫脱虽贵为总统之子，但学业优秀，还是运动健将，让晏阳初看到民主社会中的平等精神，对晏阳初后来的事业也多有帮助。1928年晏阳初有美国之行，不但获得母校耶鲁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硕士学位，并以被誉为“惊人的美好”的中国平民教育主题巡回演讲，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募集到50万美元的捐款，这笔钱在当时堪称巨资，支撑了晏阳初创建的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平教总会）此后六、七年间的正常运作，更保证了他看重的独立的民间立场。当时，张学良曾开出重金，意欲将平教总会纳入东北军系统，而晏阳初则进入军中从事政治工作。这一邀请被晏阳初婉拒。
双料常青藤的教育背景，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使得晏阳初开创的平民教育事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一大批有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一些政界人士的力挺。原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熊朱其慧即因被晏阳初倡导的平教事业所打动，辞去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与全国红十字会会长之职，全身心投入平民教育事业。
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据统计，从1926年到1937年，先后有500多知识分子来到定河北定县翟城村，参与乡村建设运动，其中包括傅葆琛、熊佛西、陈筑山、瞿世英、孙伏园、陈志潜、董时进、冯锐、李景汉等一大批毕业于欧美名校的洋博士与硕士，这些人的专业背景覆盖了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及文学等领域。
定县乡村建设所以能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热烈关注，首先与发起及参与者的城市知识分子身份有关。定县乡村建设的试验，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城市知识分子首次大规模自觉回归乡村，用专业知识改造乡村社会，加之骨干分子的普遍留洋背景，自然引人注目。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晏阳初与同道们的定县试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当时的主流报纸如《大公报》等，都对定县乡村建设作了深入报道与评论，该报总编辑张季鸾还亲自撰文，高度评价晏阳初及其同事们的努力。著名学者蒋廷黻、周作人、任鸿隽、陈衡哲、俞平伯等，也前去定县考察，回来后所撰写的文章，对于定县试验，都给予了正面评价。这些一手的报道与观察，奠定了描述、评价定县乡村建设的基本框架。
一般认为，定县乡村建设试验在识字教育、农作物及家畜改良、乡村医疗保健、公民教育、合作组织培育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其中尤以农作物及家禽改良、医疗保健方面的成就最大。例如，经过平教会改良后的白菜与梨树，平均增产25%；平教会还引进波支改良猪，改良鸡舍，推广力行鸡及红洛岛鸡，同时辅以信用、运销、购买等合作社的功用，使得定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一倍。
平教会在定县试验的农村卫生保健制度尤其广受好评，设立了村、联村到县的医疗体系，从平教总会的平民学校中挑选优秀学生，训练为保健员，教授种牛痘、水井改良、运用保健药箱（内含治眼疾、皮肤病药10种，纱布、棉花、绷带、剪刀、镊子）等简单方法，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能及时到县里治疗。在全县开展布种牛痘工作，将种痘区域推广到全县430余村，控制了天花的流行。
不过，平教会的定县试验也伴随着争议，甚至是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知识界本身与政界，而胡适与蒋廷黻、傅斯年、丁文江等人共同创办的《独立评论》周刊，成为争议的主战场。
北大法学教授开炮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从创刊第4期开始，就刊发关于乡村建设主题的文章，直到1937年7月停刊，没间断过对乡村建设问题的关注。对于晏阳初与平教会在定县所做的试验，该刊更持续跟踪、聚焦。综观《独立评论》上就定县试验所刊发的文章，既有中立的持平之论，也有针锋相对的论战；既有学者的客观评议，也有当事人的说法。总之，给不同立场的人提供平等的发言机会，可谓尽显一份自由主义杂志的言论风采。
1933年10月2日，《世界日报》刊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对定县试验的尖刻评论，他说，定县试验“直不啻一骗人东西”，同时攻击平教会耗资巨大。面对张继的发难，著名学者任鸿隽站出来为平教会打抱不平，他写作了《定县平教事业平议》一文，刊发于1933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73期《独立评论》上。文中他反击张继说：“我们以为中国的许多教育事业都可以说是虚糜国币，唯独平教事业不能说这么一句话。因为平教事业经费的大部分，都是由私人募捐来的，而且大部分是由华侨及外国募集来的。”针对张继指责的平教会在定县的试验“考其成绩，实不过一隅之发展，何补于整个之农村？”任鸿隽反驳说：“平民教育应当以普及全民为最后的成绩。这件事应由政府以全力推行，而不可责于私人团体的义务上的热心。”
任鸿隽为平教会辩护的文章刊出一周后，《独立评论》又刊发了定县籍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燕树棠所写的《平教会与定县》一文，这篇文章，不但对定县试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还将对晏阳初的批评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燕树棠在文章开篇说：“晏先生在定县十年前以千字文识字课的小教师，现在做了河北省县政研究院的院长；就晏先生个人说，的确是很大的成功……但是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平民教育会，在定县实施的活动，只听见了国内外名流伟人的赞扬，向来没有听见过被试验的定县民众的呼声，因此自然更无从知道被治者定县老百姓的情感和痛苦。”接下来，文章主要表达的看法是：定县老百姓不信任平教运动的领袖；平教会把定县固有的建设冒充自己的成就；平教会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之冲突；平教会在定县潜伏反动势力；平教会给定县带来了奢靡之风，平教会家属的摩登服装引发乡村女子的仿效，从前若想吃燕翅席必须一个星期以前定作，现在想吃立即可以做妥，几家大饭馆全凭平教会职员作自己的主顾……
《独立评论》刊发燕树棠这篇文章时，主编胡适出国在外，由蒋廷黻代行主编之职。蒋廷黻特意撰写了《跋燕先生的论文》同时刊载。这篇跋文，对燕文做了全面反驳。其中对于燕文所说的，定县试验使得原为“小教师”的晏阳初获得了个人的成功，蒋廷黻说：“定县人若有这种感想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千字文的‘小教师’有个大理想要去试试，不知道‘小教师’原来可以做大教授而为其理想所迫不做，也不知道研究院院长，在定县以外的人（晏先生在内）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头品顶戴的荣耀。”针对平教会带来了奢靡之风的说法，蒋廷黻指：“我们试平心静气的想想：我们过惯了都市生活的人是否能够过乡村生活；并且倘若我们饮食起居各方面事事都平民化，我们是否能够维持工作的效率。此中的困难不是我们的生活程度过高，是平民的过低。”
写此文时，蒋廷黻还没有到定县考察过，他的立论，应是基于常理与逻辑而发。此外，也应与他对晏阳初的了解有关。根据晏阳初晚年自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在法国服务华工的他，出席了1919年4月于巴黎举办的主题为“旅法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的讨论会，并在会上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议案。当时，蒋廷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见证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萌芽时刻。显然，他对怀抱理想主义的晏阳初有很高的敬意，因此当其遭遇丑诋时，挺身而出为之辩护。
隔了一期之后，《独立评论》又刊发了时任定县县长霍六丁的《答燕树棠先生》一文，针对燕文中对定县县政的批评做了回应。
燕树棠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学习，后在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他对中国实现宪政也多有建言。平心而论，对于晏阳初，同为耶鲁校友的燕树棠应该不存私人恩怨。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吴湘相在《晏阳初传》一书中的看法，定县清风店南关太平庄是燕树棠的出生地，其叔父燕冠卿是该地区债务调解委员会三名顾问之一，而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改革损害了作为乡绅的其叔父的利益，燕树棠的文章内容多得于叔父，“未能冷静持平考虑即轻率为文”。
一棵重磅炸弹
风波并没有到此为止。相反，半个月后再生波澜。这回，反对平教会的一方，可谓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1933年12月3日出版的总第79期的《独立评论》上，刊发了一封题为《平教会与定县》的来信，来信与燕树棠文章同题，作者署名李明镜。信的开头，作者称，与蒋廷黻先生不是定县人且没来过定县及燕树棠先生虽是定县人但多年抛离故乡久客在外不同，自己是生于斯住于斯的定县人，并且是平教会平民学校的高材生，同时又与晏阳初有过多次接触、谈话，言下之意，是自己师出有名。
接下来，作者写道：定县百姓并不像燕树棠说的那样，对平教会的领袖向不信任，事实上，定县人对晏阳初与平教会初来的时候，是神仙般崇拜信仰，后因种种事实，变为失望、疑惑与不信任。这些事实，主要有两条，一是平教会务虚名不讲实际，二是推广的一些新设施不适用。关于务虚名，来信称，平教会的职员工作及一切设施，十之七八系为应付参观者之鉴赏，对社会实际改良，并不注意。作者举例说，当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及美国某博士来定县参观之际，平教会前一日即到各村预备一切，嘱咐作者昼夜加工建了几所新鸡猪羊的窠房，由平教会送来数个鸡猪羊充实其中，同时并携来诱虫灯两个，拌种机一个，并嘱作者对参观人说此物使用已久，成绩颇佳等语。作者称，凡遇参观的人来，都要做满意的表示，而没有参观人的时候，那平教会的成员，可就杳如黄鹤了。后来听说别的村庄，亦是如此。对此，作者嘲讽说：“哈哈，我等数村人民可真成了参观人员的供应品了。”
信的结尾，作者爆料说，他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平教会生计部农场里边所饲养的洋鸡都生了病，养鸡专员担心一旦鸡死去会影响声誉，便以推广为名，将所有病鸡送给唐城村村民，但过了不久，不但送去的洋鸡全部死光，就连村子里原有的中国鸡，也因传染而死，并波及到临近数村。
这封读者来信无疑很具杀伤力，一是因为作者李明镜本人系平教会在乡村建立的同学会的指导员，属于内部人士，二是与燕树棠的同题文章充满空洞的指责不同，这封信尽是有鼻子有眼的细节，不太像能凭空编造出来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为这封来信写了一则耐人寻味的“编者附记”。
附记中，胡适透露，李明镜的这封来信太长，他大胆删去了一部分，包括来信者所举的一个事例，编辑部有点怀疑其真实性，所以删去了。对于来信中所举唐城村病鸡一事，胡适说，因李君说是‘曾听说’的，故也有点怀疑，他“希望本地的朋友给我们一个有力的证实或否证。”
附记的末尾，胡适写道：“我要声明：我也是没有到过定县的人，但我对平教会的态度大致是和蒋廷黻先生一致的。凡是一种社会改革，总免不了‘民怨沸腾’。我们替定县的改革家发表一点‘民怨’，也许可以给他们一个辩证解释或参考的机会。子产说的好：‘夫人朝夕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胡适的态度很明确：对于病鸡一事，将信将疑，希望平教会能站出来做出解释；对于在定县从事改革的晏阳初及其同道们，胡适原则上支持改革者，但也不被改革者的光环亮瞎了自己的眼睛，而是抱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光环之下也可能存在阴影，希望平教会能自证清白。
胡适曾与林语堂、赵元任等人一道，担任过平教会的“平民文学委员会”委员。有一点可以不用怀疑，那就是，在胡适内心，肯定希望平教会在定县并不存在来信中所指控的现象。
不过，对于李明镜这封内容及措辞都很尖锐的信，平教会并没有做出反应。这无疑令其显得很被动。
两个半月后，也即1934年4月22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97期上，刊登了署名“忧患生”的题为《定县之谜》一文，有大而化之地为围绕定县试验所产生的风波做结语的意思。文中呼吁，国人应对在定县进行的中国民族自救这一试验给予一点同情心，认为“定县工作的成功，是我们大家的成功，定县工作失败，是我们大家的失败，我们有什么可以笑的，更有甚么可以骂的。”编辑后记中说，“忧患生”不愿意用自己的真姓名。从文章的立场、口吻看，不排除作者是平教会的人。
此后，《独立评论》仍然关注乡村建设问题，但不再刊登聚焦定县试验的文章。《独立评论》围绕定县试验发生的这场风波，在迄今为止的关于平教会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完整呈现。吴湘相所著的《晏阳初传》，洋洋近700页，被认为是目前最权威的晏阳初传记，其中提到了燕树棠的文章，但对于李明镜的信及胡适的编辑附记，则只字未提。而史料汇编《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书，收录了《独立评论》中多篇有关定县试验的文章，却没有收录同样一本刊物上的燕树棠、李明镜的相关文字，胡适所写的虽然简短但意味深长的编辑附记，自然也没被收入。编者出于何种考虑过滤了这些激烈批评性的文字，无从得知。但编辑一本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社会试验的史料汇编，无疑应该做到越周备越好，而不该有丝毫的为尊者讳的考虑。
笔者不相信，作为伟大的乡村建设先行者，晏阳初于近一个世纪前在定县进行的社会试验，会是一场精心导演的骗局。但任何改革与运动都是由凡人来实施的，因此也就会有人的瑕疵乃至谬误。真实、全面地呈现这些，并无损于先行者的伟大。在定县试验风波中，胡适真正做到了“爱而知其恶”——对于自己关爱、支持的事物，对其可能存在的“恶”发出警戒，而不是为曲为之讳。这样的胸襟，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