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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艺术社会史研究要囊括很多社会因素
作者：燕舞/访、文 2018-07-09 12:37
言教身传，你的学生会看你怎么样跟收藏家打交道，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人一定要有尊严，你就是提供专业知识，大家交个朋友，如此而已。
“你在推掉一些应酬时，有时是会得罪人的，但是，只要你自己觉得问心无愧，不怕别人不带你玩，有什么不可以做到呢？”三年前，这时节，全职回国执教的白谦慎这样宣示他的志趣，“我和浙大签的合同是七年，七年后，大家可以来检验，我这七年是在认认真真地教书、研究，还是在混，为自己的名利奔走。”
2015年7月，早在2004年就获得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终身教席的白谦慎，被浙大以“文科领军人才”引进并出任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七年近半，2018年4月5日，我特意来“检验”白谦慎教授的归国三年。
午后如约赶到白府，多年来习惯了每天午休的白谦慎提前半小时醒来，恰逢其《云庐感旧集》和70后同事薛龙春教授编选的《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1983—2000）》新鲜出炉，两部赠书早早用小楷签好了名。
《云庐感旧集》收录了回忆与十五位师友交往的故事。在政治空气渐趋和缓的1972年，白谦慎进入上海财贸学校财经八班（即“金融班”）学习，“在上海银行系统，字写得好的老职工非常多”，随后逐渐开始了一个隐秘的转益多师的习字旅程：被宗白华先生的表弟萧铁先生开蒙后，先后师从孙中山先生的外孙王弘之先生、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金承诰先生之子金元章先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办事处（1974年入职）的前辈同事邓显威先生、北洋政府财政次长章佩乙先生的后人章汝奭先生——“章老师的小楷写得极精彩，受他的影响，我也在小楷方面下过不少功夫”……
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留学前的北大本科四年以及留校任教、攻读硕士的四年，是白谦慎学术生涯的一段重要时光：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初春，时任国际政治系系主任的赵宝煦先生介绍白谦慎及中文系78级研究生曹宝麟、图书馆系78级本科生华人德，破例参加了以教工为主体的燕园书画社的一些活动，还带着他们去拜访季羡林等名家。
年长9岁的曹宝麟和年长8岁的华人德是白谦慎在北大时期收获的好友，两位兄长考入北大前就积累了很好的文史功底，前者师从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我）受宝麟的影响，开始买文史方面的书”，“我对书画考证的兴趣，也多少是受了宝麟的影响（当然，还有汪世清先生的影响）”，这位日后的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兼擅画和印的书坛名家受邀出任各类书法比赛评委时，成为对参赛作品中错别字最锐利的批评者之一。
1980年领衔发起成立北大学生书法社的华人德，1987年底又在苏州发起成立高度民间性的“沧浪书社”——两个社团的章程均由华人德起草，在担任最初两届总执事后主动让贤，与白谦慎合编的《兰亭论集》2000年获中国书法界最高奖“兰亭奖”，华人德现任苏州大学图书馆参考特藏部主任、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和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近年来人德字卖得不错，写字的活儿不少。但他写字很慢，从不随便应付”。
1990年在罗格斯大学获得比较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在“合肥四姊妹”中擅长小楷的张充和女史（2010年，白谦慎编选了《张充和诗文集》）与旅美的八大山人收藏与研究专家王方宇先生的郑重推荐下，白谦慎转投耶鲁大学艺术史系著名美术史家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教授门下（同门中日后成为知名艺术史学者的有石守谦、刘和平、石慢、李慧潄等人），用六年拿下博士学位。王方宇与班宗华二先生1990年联袂组织的“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的生平与艺术”展及同期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激发和形塑了白谦慎对17世纪中国书法特别是明末清初书家傅山的最初研究兴趣；华人德《清代的碑学》一文对其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也有帮助，“人德专门提到了傅山在书法风气转变中的作用……我探讨傅山和清初碑学萌芽的关系”。
在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教了两年书之后，白谦慎1997年开始受聘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03年成为他的一个“学术大年”：《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英文版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和《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推出简体中文版，与张子宁等合著的英文版图录《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由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出版；2004年，获得终身教职和古根海姆奖；7年后，又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奖金。
访谈间隙，我注意到客厅茶几上搁着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董事长何国庆的《万历万象》，主人应邀为其简体中文版写序，20年的交往让他认定对方是“有良知的”、“很有史观的”书法藏家。白谦慎与私人藏家的交往非常慎重，《云庐感旧集》中《八大山人的异代知己——纪念王方宇先生》《莱溪居主人的情怀——记翁万戈先生》两文，就详述了前辈旅美收藏大家对作者学术研究的助益。
回国三年来，白谦慎也会有选择性地带研究生们去参观几位私人藏家的精品——毕竟，如今的艺术史研究已经不可能绕开私人藏家的藏品了。这种互动长期而言难免有助于私人藏品的升值，所以，白谦慎在与上海、北京、江苏等地少数几位私人藏家的交往中时刻提醒自己，“人一定要有尊严，你就是提供专业知识，大家交个朋友，如此而已”。私人藏家之外，他也会为研究生们去查阅知名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善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白谦慎的惜时如金和“‘清流’自觉”是出了名的，定居杭州三年来，他居然连西湖和西溪湿地都没有逛过；去过一次西泠印社，还是为了配合北京电视台5月初的微纪录片《书法的乡愁》的拍摄取景。我好奇于微信等社交媒体的使用对这位50后学者的影响，白谦慎的微信好友只有百来号人，常去的群只有上海财贸学校金融班和北大国际政治学系78级两个，甚至索性关闭了微信朋友圈。这样的惜时、慎独，自然容易让人联想起白谦慎率先从“‘应酬’书法”的角度所深入研究过的傅山——后者穷于应付时难免厌倦晚明清初流行的书法“应酬”，甚至有时让独子傅眉代笔。也许，白谦慎在傅山身上投注了一些自我期许？
谈兴正浓时，白谦慎领着我和朋友去书房参观他做的整整一铁皮柜子的有关吴大澂的卡片——早在2004年那次回国旅行中，他就专赴吉林延边，寻访过这位晚清名宦和书画名家、金石学家1886年在中俄勘界谈判中据理力争的遗迹；继《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和《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一版再版后，《白谦慎书法论文选》也出版了，2013年又出版了《吴大澂和他的拓工》——该书只是“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变迁”项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后者的英文版预计2020年成稿，中文版则要打磨得更久。最近四年来，白谦慎在海内外做过数场关于吴大澂的主题演讲。
尽管在1990年代初从政治学“转行”到了艺术史，但关于傅山、吴大澂的研究始终有着鲜明的政治维度，尤其是吴大澂的研究以“中国精英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变迁”这一宏大关怀为背景。冥冥中，当年的改行竟暗合了如今海内外学术界推崇的跨界与跨学科热潮。
访谈
受访人：白谦慎（著名艺术史家，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采访人：燕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艺术社会史的研究离不开对鉴藏史的了解
燕舞：艺术社会史、新文化史的方法论乃至整个北美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潮流对当下本土青年学者往往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但以您做傅山研究的心得，包括后来写《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的经验，怎样才能达到艺术社会史研究的理想境界呢？
白谦慎：艺术社会史从1980年代开始比较热，西方出现的更早一点。最近我在备一门博士研究生的课《中国收藏史研究》，是8周的课，其中7次讲课和讨论，第8次是学生报告。其实这个课也不全是我讲，我是一个讨论的主持人，到最后给学生们的作业一个分数。我这两天一直在备课，也在看一些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的书，教学当中有部分参考文献是英文的，现在的学生的英文的程度都比较好，读这些英文文献一般都没问题，量也不是很大。
在艺术的、社会的、历史的等维度方面，年轻人容易受到理论的启发，这是一种研究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即直接从大量原始资料当中也能感受到一些问题，因为西方的学术也是从西方大量的现实或者历史素材里面总结出来的。在最早，像艺术社会史这种概念不是自上而下地推出来的形而上概念，它实际上是从大量社会现象当中看到和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研究书法史，研究当代中国的书法家协会这个机制，研究这个展览机制——比如，大家都特别愿意得奖，得奖之后有很多好处，得了两次奖就可以当全国级会员，当了会员以后就便于卖字或怎么怎么样，有的地方的书法家协会的理事还要明码标价，等等。朴素地来说，这就是艺术社会史，只是你怎么样把这个现象描写得更准确，分析得更好。艺术社会史研究不是一定从很多理论、概念出发的。
我在《傅山的交往和应酬》里面不是用“赞助人”的概念，而是“应酬”。“应酬”是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概念，注重礼品赠送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要做好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其他很多要求。从文献角度来讲，比如，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这两年我关心的晚清文物市场的文章，文物市场涉及价钱，价格的问题这些年大家一直都在探讨，但实际上都不是太理想。我探讨得也不够理想，但是，我有一个推进，就因为我材料多。因为材料少的时候，孤零零的“价格”的意义是比较小的。如果我只告诉你季羡林先生用5块钱买了一张齐白石，这有意义吗？你要理解这个5块钱的含义，你必须了解到当时是战后，当时教授的工资是多少，物价指数是多少，当时的5块钱等同于今天的什么水平，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又是多少，只有这样才能把价格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我们现在经常讲，万历年间某幅画5两银子，到了天启年间变成了10两银子，你不能据此简单地说它涨了，因为你不知道背后的物价和购买力等因素的变化。我们做艺术社会史的研究的时候，后面的社会因素要囊括的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做艺术社会史研究遇到的最大挑战，就像刚才你讲到吴冠中的画，你对这幅画的质量和水准有多少了解？古董在收藏中被操纵的可能性特别大，会忽悠的人可能卖的价很高，但是，在没有忽悠和同样的尺幅下，画本身的质量和水准会起很大作用。收藏家一旦认为这是精品，他会进行不同的处理。当然，他们在卖的时候，常常不会跟你完全表述出这些画作精彩到什么程度，他们的记录可能非常简单。有的时候，你还要去追踪画作本身，对其质量和水准做一个基本判断。所以，眼力是很重要的。
我的《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是一本艺术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书，很多人看不懂“娟娟发屋”这个理发店的店招，看不懂那种歪歪扭扭里面的趣味，但是，我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艺术本身的理解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艺术社会史的研究离不开你对鉴藏史的了解。如果做得好的话，你只是描述一下社会上的情况对艺术家的影响，也能写得很好，但是，你要很贴切地写出另外一种境界的文章，你对书画的鉴定和赏析的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我对于与收藏家的交往是很慎重的”
燕舞：私人藏家在海外的情形我不熟悉，国内的一些私人藏家有时可能会被认为只是暴发户，当然不排除这里面有偏见和成见的干扰。能谈谈您和私人藏家的互动关系吗？
白谦慎：多数情况下，是他们主动找我，向我询问一些拍卖品的真伪。而当我需要一些私人藏家的藏品作为研究资料时，也会主动联系他们。相比之下，欧美的私人收藏家比较开放，你跟他联系，他知道你有专业背景，就让你去看他的藏品。我们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私人藏家往往认识我们的老师，我们跟着去，慢慢也就认识了。通常你跟他们约好拜访时间，他们是会提供方便的。收藏家和艺术史学者之间的互动非常好。
而在国内，我对于与收藏家的交往是很慎重的。我不参与他们买卖上的事务，因为这个涉及的金额非常大。但是，当国内有些私人藏家们有需要来问我的时候，我会提供专业上的咨询。我通常不给拍卖公司的拍品写文章。我曾经就我的老师张充和女士的收藏的拍卖事宜联系西泠拍卖公司，这是帮我的老师做事情，我一分钱都没收。又比如，国内的私人藏家们如果问我这件东西是不是假的，只要在我的专业范围以内，我会提供咨询意见，但都是私下里谈，我也不会收他们的钱。由于这个互动关系比较好，所以，我带学生去，他们都是欢迎的，都把东西拿给我们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私人藏家手里面有大量好东西，你不能忽略。
言教身传，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学生会看你怎么样跟收藏家打交道，你得有尊严，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他们有钱到什么地步？他们买艺术品都可以达到上亿金额。我有两个收藏家朋友，他们都买过上亿元的东西。你到人家家里去，他们会接待你，会请你吃饭。但是，人一定要有尊严，你就是提供专业知识，大家交个朋友，如此而已。所以，我与私人藏家的交往也是有选择的，如果碰到那种特别土豪的，你跟他打交道也没意思。而且，往往特别土豪的人买的东西假的也比较多，这个似乎是成正比的。
艺术史学者与私人藏家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你研究艺术史，不管是研究谁的作品，除非你永远研究公立机构的藏品，否则，你只要研究私立机构和藏家的，客观上，你的研究结果就是在给他的藏品升值。
过去知识背景的作用
燕舞：以一种后视之明来看，您“从政治学到艺术史”的求学与治学之路上的“转行”，无意间合乎了如今海内外学术界推崇的跨界和跨学科的互相凝视？
白谦慎：一个人的知识背景有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设计的，一旦转进去以后，过去的一些训练就会起作用。早年的生活经历也不一定是你的主动选择，可能正好是分到那个单位，或者下放，或者怎么样，它们日后对你起很大作用。比如，对沈从文先生而言，他早年的经历对他的后半生就一直在起作用。
我大学读的是政治学，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了艺术史领域，早年那些训练还在默默地起着一些作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很难出现了，因为现在对知识、对学术的要求已经越来越具体和深入。更宏观的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还是需要的，但是，具体的研究始终是占主流的，跨时段的动辄上下五千年的那种研究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我本人来讲，我过去和现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进入艺术史至今一共是28年，前面做了傅山，现在做吴大澂，吴大澂的研究做完也就差不多退休了。
也有些学者跨度比较大，写东西比较多，但这样的学者毕竟比较少。一般来说，西方学者若是跨学科，通常最多也就是两三个领域，而且基本上是在艺术史的大系统里面活动。
燕舞：您回浙大这三年，主要做了哪几件事情？您的初衷实现了多少？
白谦慎：具体到三年来的总结，第一，我回国本来是冲着建设艺术史学科的，但是后来才知道，这个独立学科在国内的建设如此之难，到现在我们的艺术史研究所或者说系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个是有一些遗憾的。当然，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第二，这三年来，浙大对我很好很礼遇。当然，我的工资并不比在美国时的高，当初回国签约时是按照美国的工资水平给我开的，但是回国不久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变了，收入实际上在减少。而且，美国的大学每年都会涨工资。如果按照现在美国学术市场的工资水平，我如果仍然留在美国，那边的工资应该比这边高了大约10%。但是，有一点，我们回国以后，写作的时间多了，我原来在美国感觉非常紧张，因为在教书上花的时间很多，加上还参与在亚洲的学术活动，经常两边飞，忙到几乎有点应付不过来。回国以后，美国那边的事务几乎可以不管了，那边只剩下一两个学生有时候通过网络来请教一下，其他时间我不用管了。所以回国后身心是比较放松的。而且，科研启动经费对我来讲已经很充裕了，我要做什么研究，一点也不存在这方面的后顾之忧。
燕舞：《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那么，关于吴大澂的研究，整体结项会在哪一年？
白谦慎：这个研究项目的重要成果叫作“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变迁”，计划先出一本英文的，会稍微简略一点，然后出中文的，中文的打磨时间会更长更多，因为中文的读者更挑剔，对相关背景知识了解的也更多。英文版争取后年拿出书稿，当然这是理想的状态和规划，中文版的打磨时间会更长一点。
（陈凯迪整理了本专访的第二轮访谈稿，包蹇、马希哲、孟繁之、张俊华亦有贡献，部分文字援引了《云庐感旧集》《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1983—2000）》，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