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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介入乡建：理想与苦涩
作者：刘玉海 2021-07-20 12:13
越来越多的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也开始介入乡村，以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方法，探寻乡村保护与建设的各种可能，形成了21世纪的乡村建设新浪潮。
（大南坡怀梆戏团在“南坡秋兴”演出现场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 受访｜左靖 访问｜刘玉海
湿热的夏天，景德镇的江西画院美术馆内，一场名为《乡村建设：建筑、文艺与地方营造实验》的展览，正在举行。
这场将持续到8月22日的展览，呈现了过去十年中国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等力量介入乡村建设的多样化实践。他们从自身专业背景出发，在各地农村进行文物保护、民居改造、旅游规划、环境治理、民宿运营、社区营造及产品开发。
这一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探索，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而被称为“新乡村建设运动”。虽然这两轮乡村建设运动前后相隔大半个世纪，但今天的中国，乡村建设更有着某种迫切——在高速城市化之后，大量传统村落逐渐消失、凋敝，需要对农村命运何去何从做出回应。
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左靖，因2010年代初在安徽发起“碧山乡建”、率先以文艺介入乡村建设，而被视为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和网络中心人物。
风起碧山
碧山是皖南黟县的一个村庄，以具有粉墙黛瓦、天井庭院等特征的传统徽派建筑和田园风光而闻名。2010年前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曾经活跃于中国当代艺术圈的左靖，带领安徽大学学生调研黟县的民间手工艺。这次“百工”调查，成为他介入乡建的原点。
第二年，左靖和搭档扎根碧山，以“另一种艺术体系和一种基于文化的策略，来推动社会运动和被忽视的乡村地区的重建”。他在这里获得了一处闲置的废旧徽派民居，将其重修，安上现代设施，但又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建筑的结构和外观 ——这个在2014年修复完毕的徽派老屋，被命名为“碧山书院”。他们在这里接待那些对碧山的乡村生活与工作感兴趣的人，并邀请许多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文化人士造访碧山及邻近村落，进行实地研究与合作。
2011年，他们在碧山举办了第一届“丰年庆”——一个旨在激活村内公共文化生活的国际艺术庆典，有表演、电影和纪录片放映、研讨会、展览以及乡村建设主题的学术讨论，多个国家的艺术从业者、文化评论人士和乡村研究学者参加。
在中国城市化最狂飙突进的2010年代初期——此前10年，中国的村庄从360万骤减至270万；与村庄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些构成传统中国文化根基的艺术、工艺、礼仪和社会习俗——第一届“丰年庆”的成功和碧山的乡建被广泛报道，让那些不甘于被城市化裹挟、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抱有温情和兴趣的人，找到了一个兴趣凝结点，他们络绎不绝慕名前往碧山。
这之后，他们在碧山持续探索了乡村建设的各种可能。左靖的搭档王勇租下了建于1964年的老供销社，将其改造为拥有零售、餐饮和展览的空间，命名为碧山工销社，陆续做了《早春二月，从百工民艺到设计日常》》《向日葵下的拖拉机》和“方志小说”等展览——每个展览都与乡村有关。
再后来，享有盛誉的南京先锋书店，在这里开设其第一家乡村书店——碧山书局；日本选物店D＆Department在此开设中国首店，展陈售卖来自日本的“长效设计”产品和碧山当地的农产品、竹编，以及用中国土布制作的环保袋。
碧山工销社、D＆D黄山店、碧山书局、猪栏酒吧……碧山的独特文艺气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拜访者；村民开设的农家乐、民宿、商店、研学写生基地，也层出不穷……“碧山”逐渐成为一个文艺新地标、一个符号、一股潮流。
碧山工销社 摄影：李若帆 受访者供图
为了探讨乡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2012年，左靖主编出版了《碧山》杂志书，“重新梳理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位置”，以此为源头探讨展开传承与创新行动的可能。持续出版至今的《碧山》，成为集结同侪的阵地。
新乡村建设浪潮
在碧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16年后，左靖开始涉足其他地区的乡建，先后发起贵州“茅贡计划”、云南“景迈山计划”和河南修武县“大南坡计划”。
在推进这些项目的过程中，他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外迁，传统村庄凋敝、房屋年久失修、社区公共生活的沉寂与付之阙如，需要活化村庄；另一方面，他还需要狙击那些企图到农村进行雄心勃勃“开发”的资本。
“每确定做一个项目，我会针对地方的不同资源，动员一切可能调动的社会力量，创造性、策略性地为地方提供一套文化梳理、出版与展示的方案，从而为地方嫁接更多的可能性。”左靖将他这些年的乡村建设方法论概括为：“服务社区、地域印记和城乡联结”、“关系生产、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以及“往乡村导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
但这套乡建方法论背后，也凝结着艰辛与苦涩：左靖先后遭遇村民毁约、委托方赖账拒绝支付尾款等一系列挫折。
好在他并非孤军奋战。在他们尝试各种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也开始介入乡村，以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方法，探寻乡村保护与建设的各种可能，形成了21世纪的乡村建设新浪潮。
左靖跟云南景迈山村里的孩子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艺术系教授王美钦认为，不同专业人士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标志着当代中国艺术创作、呈现、传播与讨论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变”。
左靖也从这些遭遇中逐渐领会出当代乡建的边界：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能做到什么程度。但他发起碧山乡建之初的那些理想主义色彩，坚挺依旧，“如果能在这（乡村建设）方面做出一种经验，这个经验又是可以推广的，而不仅仅是靠几个人做——社会各界都可以为乡村贡献一份力量，很多人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怎么通过我们的方式告诉他，这是人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价值。”
以下是访谈：
最初只是认为这个事应该做，没考虑钱
经济观察报：从碧山最初的很多设想来看，除了文化，甚至会考虑到教育、医疗、社会，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试验色彩，但是钱从哪来？
左靖：没考虑钱的事情。碧山乡建完全是我们自发的，自己找钱，这跟后来做的很多项目都不一样——现在叫“项目”，有项目就有委托方。那会儿，只是认为这个事应该做，就用自己的力量或者去找支持资源来做。
经济观察报：碧山第一次投了多少钱？
左靖：第一次没多少钱，记不清了，大概很少。
经济观察报：你后来隐约谈到，做乡建也曾遭遇很多挫折，都有哪些？
左靖：刚开始我们做乡建，还是低估了乡村的复杂性，在很多关系方面，都遇到了困难、甚至冲突。不过，跟一般村民没什么矛盾——当然，最开始，他们帮我们做点事情，都是当作一种雇佣关系。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模式：城市人与农民隐含着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村民用这种思维定式看待城市人到乡村来，他觉得你来是有所图、是做生意的。所以，一开始他们叫我们“老板”。
经济观察报：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认识到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做的事情是有公共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
左靖：第一届“丰年庆”做完以后，他们就了解到，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只是因为热爱这个地方，想为村子里做点事情。
所以，做乡建还是要扎下来，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性，村民会了解你做什么，所有的问题慢慢都会迎刃而解。当然，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你。我们的到来，让一些村民受益，比如村口的农家乐，我们带来了朋友、客源；但也许农家乐附近的人家，并没从中受益，反而车马喧嚣吵到他。你做一件事，让一部分人获益的同时，恐怕某种程度上也会让其他人受到干扰、损失，这个平衡点不好把握。
经济观察报：这些教训，对你后来做乡建有影响吗？
左靖：说实话，我们团队不太擅长与村民打交道，我们与村民的联结是比较弱的。后来在贵州茅贡，我有一位合作人，也算是委托人吧，叫任和昕，他在地扪做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任馆长是当地人，前《南方都市报》记者。他还有个身份是当地政府的顾问，他相当于把我们的一些想法“翻译”给政府，政府这一端基本上是他来对接的。从贵州以后的项目来看，我们主要的工作——发掘在地文化、改造传统建筑，再通过展览和出版等方式和手段，让当地居民重新认识这个地方——通过做的这些事情，慢慢去影响村民。但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当然，后来的大南坡项目又改观了，这又是一个特例。
经济观察报：从碧山开始到现在，你做乡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论：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这个模式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左靖：“三个生产”的提法，是在做贵州茅贡项目时提出来的。茅贡的经验，应该叫“乡镇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替代。它的本质，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一种模式——镇没有任何特色，但它周边的村庄是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那就把所有的资源、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全部放在镇上，不让资本进到村里，使镇成为阻挡不良资本侵扰传统村落的屏障。然后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这个集体经济可能在村里，也可能集中在镇上——来提振这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你可以到传统村落去观光、旅行，但必须回到镇上住宿、消费。
经济观察报：但你挡得住资本进村吗？假如我是某个传统村落的村民，当我看到可以赚钱的机会，我就有动力把我的房屋装修、用来做民宿或者餐饮，你怎么能说服我不这么做？
左靖：这个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比如，通过发放营业许可证的方式，来控制村里的业态。因为一个村里发展民宿餐饮这些商业业态，也是不平衡的，一般是村里有势力的家庭，或者是市口、位置比较好的人家来做。我们为什么谈到集体经济这个概念？我说阻挡不良资本进村，但村民要想改善生活、致富，你是挡不住的。他们可以做，但是应该用集体的方式来做，而不是因为你是村支书的儿子、你的位置比较好，你就从中受益，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应该是大家一起集资来做某件事，用集体的方式，而不是个人的方式。并且，村民如果想做商业，也可以到镇上投资，可以和外来资本合作。
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实施，或者说，只是一个试验。我们这样想的初衷是，这样是否可以让这些传统村落保持它原来的样子，不要因为资本的到来而对村落的资源过度开发。因为这里遍布着中国传统村落——茅贡所在的黔东南州黎平县，是中国传统村落最多的，不像别的普通村落，比较粗放。传统村落需要保护，政府在这一块要有所作为，不能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又管。
经济观察报：如果把资源都投在镇上，原来的这些村落哪有资源进行维护更新呢？
左靖：这有个反哺过程，镇和村形成互哺关系——镇上的产业、市集、服务业，也都是周边村民在做，镇是个集散中心，村镇的距离一般并不是太远，可以自由安排工作和生活。
必须套用政府的话语体系，才能得到支持
经济观察报：你第一个企业委托的项目是在哪里做的？
左靖：浙江温州泰顺县下面有个徐岙底村。有个很有名的民宿品牌，叫墟里，来做徐岙底整村的运营，邀请我来做一些文化梳理的工作。
经济观察报：既然警惕资本进村，那你第一次接受企业委托的乡建项目时，内心有过犹豫吗？
左靖：没有犹豫。我的委托方（想做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墟里主理人是一个很有情怀的民宿从业者，她做民宿和其他商业资本做精品酒店不太一样，她是把民宿运营和社区营造结合在一起，考虑在地的发展。这种价值观跟我们是吻合的。这个项目比较短暂，也就做了一年时间，大约是2018年左右，我们帮她做了一些地方的文化梳理和文化输出。
经济观察报：虽然你对资本进村有警惕，但你也有谈到，过去的乡村建设，知识分子得了名其实没做什么，而实业界人物做了事却没得到公正评价。
左靖：南京大学的马俊亚教授有一篇文章《有实无名的江南乡村建设》。他主要指的是实业家——最早是张謇这代人，他们在实业救国的风潮下，在乡下做了大量实业建设，做了很多知识分子乡建派学者想做而没做到的事，但有社会影响力的全是梁漱溟、晏阳初这些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话语权。这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一直讲，不要夸大文艺乡建的作用。乡村建设真正应该是全社会各种力量、尤其是实业界的力量去参与。
经济观察报：你做的这些乡建项目，还是政府委托的多一点？
左靖：基本都是政府委托，主要是县一级政府。贵州那个算是一半政府委托，另一半算是我们的创新——你到地方说乡镇建设，谁都不知道什么是乡镇建设，我们就提出解决方案：先建设这个镇，也用了一部分政府的资金做建筑改造、做展览。但我们提出的乡镇建设这个概念不在政府的评价系统里，所以得到政府资助比较少。必须把乡镇建设和政府所倡导的文化创意产业结合在一起、必须套用它的话语体系，才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你别出心裁提出一个什么概念，是完全纳入不了他的评价体系中的。
经济观察报：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委托你们做乡建项目，能从中感受到某种共性的趋势吗？
左靖：大的背景是，这几年的国家政策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很多支持，也在以更积极的方式主导着乡村建设的实践方向，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到各地都开始重视乡村振兴了。
修武县的“大南坡计划”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力，是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的——有县里主要领导的支持、村民很高的参与度、合作团队补足了我们过去的不足，比如村民动员、社区营造。人一定是活在大的政治情势下、社会潮流中的，跟时代紧密相关。
2020年，河南修武县大南坡村的“南坡秋兴”活动 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每个项目做下来，能实现财务的平衡吗？
左靖：财务上，碧山是没法平衡的，都是投入。碧山还在做，只不过主要是守成的概念，营收维持日常运营没有问题。有些展览和出版，需要从别的项目挣的钱里来支取费用。我们团队的人不多，也不敢招很多人，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控制风险。
经济观察报：做政府委托项目，执行过程顺利吗？
左靖：不会顺利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在贵州茅贡，地方政府无法理解你是想通过乡镇建设来保护传统村落，他没有任何资金去给你做这样一件事情。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再比如，云南普洱的景迈山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展览要严格按照申遗的文本来做，而不是像我之前做的那些展览——通过地方文化的发掘，用一种能为村民接受的艺术表达方式，让村民去了解他所在的这块土地上的建筑、村落、历史、文化、礼俗等等，把展览作为一种乡土教材，让当地居民通过我们的视觉传达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产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上个月刚刚开过展览方案评审会，专家认为，我们的展览方案不行，必须按照申遗文本的要求。申遗展览有自己的规定动作——在山下有一个遗产展示中心。但我的想法是，山下的展览按申遗文本的要求去做，跟我们山上展览的乡土文化发掘，以比较艺术化的形式结合起来，可以呈现一个多元面貌的景迈山，在我看来是更有意思的。但这个创意被否决了，专家们认为，山上和山下的展陈，必须是一套完整的遗产阐释体系，展览必须要完全服务于申遗这个目的。目前我们正在根据专家的意见在修改方案。
乡建项目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有地方，项目尾款就没给我们——他会告诉你，你的项目没有经过验收，就等于把该给你的钱赖掉了。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当然，我无所谓，我做项目也不完全是为了钱。但尾款不好结算这个情况，是存在的。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讲：国家一再讲，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振兴，可地方政府往往在文化方面的投入非常少，而在硬件、基础设施上投入很大，盖了很多房子，但很多都是空的。这是我最痛心的一件事。我每次跟政府谈都讲，文化一定要舍得投入，不能只做物理空间、盖那么多房子，而不考虑里边放什么东西。我们的做法是，从内容推导到空间——先想好做什么内容，再做物理空间，而不是先呼啦呼啦盖一大堆房子，然后再来找内容去凑、去填。但要让现阶段的中国基层政府认识到文化投入的重要性，太难了。
经济观察报：政府的委托很重要，但你是否担心权力的副作用？比如打着乡建的名义做景区开发，把原住民迁走、或者赶居民上楼。
左靖：我们没有遭遇过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事，我们是不会参与的。当然，把村民迁走这件事，要分情况，是因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很差而把村民迁走，还是因为商业开发把居民迁走，是两码事。所有的商业开发都不希望有原住民住在里边，因为太麻烦了。为商业开发而把原住民迁走，我们是反对的。
文艺乡建的意义之一是教育
经济观察报：目前做的这些项目中，你觉得最成功和最失败的、或者说最不理想的，分别是什么？
左靖：我不想用成功和失败作为我做这些事情的评判标准。最不理想的，碧山算一个——在碧山，我们遭遇了几乎所有最糟糕的事情，但我们还是撑下来了。外界都不知道，或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然，现在碧山做手工艺、做民宿、作经营，都没问题。
执行比较顺利的，是河南修武县的“大南坡项目”，是个特例。天时地利人和——正好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再一个就是修武县委县政府提倡美学经济，美学和艺术关系密切；第三，我们的联合团队比较互补，补足了我们跟村民联结度弱的缺失；第四，村民参与度高，满意度也高。这就使得“大南坡计划”进行的比较顺利，短短一年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尤其是中央媒体的关注。
经济观察报：做乡建最终的影响是在民众。
左靖：当然。所以，我说没什么失败不失败的。因为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白做的。比如，因为碧山，我们出版了《碧山》杂志书。因为碧山做的比较早，影响了很多人，他们开始投身到乡村建设工作中。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并不是它改变了一个地方多少。我一直不觉得文艺乡建有多大的力量，所以我一再讲，媒体夸大了文艺乡建的作用，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但这件事情又是必须要做的，且又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润物细无声——文化是靠浸润。这才是它最核心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对当地村民来说，哪些是能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
左靖：以大南坡为例，我们合作的团队把中断了43年的怀梆剧团恢复起来；通过动员村民捡垃圾、零废弃理念的灌输，以及乡村儿童的美育教育、体育活动的开展，至少很多村民的凝聚力和幸福感是提升的。有这么好的文化环境——比如村子里有家方所书店，这简直不可思议，对孩子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影响。也许有人会说，你在村里开书店有什么意义？有人会买吗？但你有没有想到，很可能一个书店会改变一些小孩的命运。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验——我小的时候，放学后就会常跑去县城的新华书店，拿本书靠着柜台看……书店对小孩太重要了。
还有，我们和广州美院、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合作，向全国招募做美育教材的团队，来一起做县域范围内以美育为特点的乡土教材，按季节做一些儿童美育教程。这一切肯定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说白了，我们这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最适合做的，就是教育——我们做展览、做出版，其实就是做教育。怎么去发掘地方文化，再用好的方法表达出来，让当地人感受的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重视做展览、做出版的原因——要传播我们的工作方法。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乡建、或者从中得到经验。乡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肯定要全社会力量的动员。
经济观察报：你在不同地方做乡建项目，空间跨度挺大，回头再集中看，会有什么感觉？
左靖：值得做的事情太多了，但很多社会资源其实是被浪费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高校教书育人，每年都会安排学生下乡社会实践，但往往批改个作业就完事了，社会转化率很低。也就是说，这些社会实践不太可能为社会做实际的贡献。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我们这样的人，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出经验，这个经验又是可以推广的，而不仅仅是靠几个人做——乡村建设是全社会动员的一件事，社会各界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做，如何通过我们的方式告诉他（怎么去做）、人人都可以为乡建贡献力量，这是我们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做完这些项目，你们肯定也总结经验，会形成挑选项目的准则吗？
左靖：对。一般准则是：县里主要领导要支持，或者委托方对你比较了解、对你的工作比较认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乡村建设的目标地是不是也得挑？有些地方可能硬做也做不成？
左靖：说实话，我不是太挑地方。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并不能因为它没有丰厚的历史和人文积淀，我们就把它放弃——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精彩，就看你怎么去做。当然，如果你要做特别商业化的，比如民宿、酒店，那确实要考虑它的交通、区位、风貌、资源；如果你是做乡村建设，目标地不是第一需要考虑的事情。
只要你开始做乡建，就没什么晚不晚的
经济观察报：除了你自己做的乡建项目，从最近你在景德镇做的展览来看，新乡建的探索在中国几乎是遍地开花，有很多力量开始介入这个领域，你认可“新乡建运动”这个提法吗？
左靖：概念与否无所谓，但确实有这样一批人在用各种方式做乡建。景德镇的展览，重点是建筑、文艺、民宿、社区营造、民间手工艺、社区支持农业这几个方向，但实际上乡建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像李昌平他们做的内置金融等等。每个人基于他自己的背景、资源、他所擅长的部分，他介入乡村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乡村的多样性，也导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形式。我只是把我比较熟悉的案例拎出来，在景德镇做一个展示。
经济观察报：从碧山开始，你投入乡建已经超过十年，从你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一轮的新乡建有哪些特点？
左靖：首先，大家都在摸索。因为没有前例可循，尤其是建筑、文艺这样的方式。刚才我介绍了我们的例子——在接触乡村之初，遭遇到的挫折、然后怎么提出自己的想法、怎么小心翼翼的跟政府合作，我相信其他介入形式的乡建，肯定也有类似的历程。
比如，建筑师。现在的建筑师全是西方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乡村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介入乡建都是从零开始。有的建筑师比较适应乡村工作，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也发展出一套工作方法——建筑的乡村建造和城市建造不可能划等号，乡村建筑建造包含的内容可能更多，建筑前、建筑中、建筑后，他肯定要和政府村民沟通交流，还要考虑地理条件、气候等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然，也有的建筑师，有些东西是不碰的——他只是把建筑做好，建成后怎么样，他是不碰的。甚至还有建筑师，干脆就觉得，建筑师去乡村工作是可疑的，可能会对乡村造成破坏，他跟乡村的关系只是一种艺术介入的关系。马岩松就是这样，他在越后妻有三年展做光之隧道、在浮梁做大地之灯，都是艺术的方式，不是建筑。每个建筑师都不一样，有的在乡村介入的很深，有的介入比较浅，有很多的差异性。
当然，也有建筑师有比较好的探索。像王求安，就被我称为“赤脚建筑师”——他特别平民化、完全和村民打成一片。他跟政府合作，说服村民自己拿钱自建房屋，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做一些政策上的倾斜；他通过设计，来改善建筑的功能、提升建筑的审美，地方政府和村民非常欢迎。
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师朱竞翔。他在乡村做建筑，有一种灵活多变的营造策略。比如，他的建造是可逆的、预制的、低成本的，他设计了一些模块以适应不同乡村建造的需求，特别适合在乡村不太稳定的区域做一些功能性建筑。
经济观察报：从建筑切入乡建，是不是太晚了？毕竟经过这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乡村的传统建筑已经拆的差不多了。
左靖：整体来说，大部分乡村建筑已经被破坏了。土改、文革、城市化、异地重建这些运动、准运动，把中国传统村落、传统建筑的百分之八九十给毁了。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比以往所有的破坏都要多得多，而且很多是老百姓自发拆了（老建筑）盖新房——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老百姓也想过好日子，以前的房子有些确实不太适合现代人居住。而且，这些普通民居，老百姓没有力量去保护、做相应的改造。这是历史造成的，当然也有人的因素在，还跟土地制度有关系。
但只要你开始做乡村建设，就没有什么晚不晚的。这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现在还不做，那确实是晚了。中国太大了，农村的分布特别广，尤其是山区，还是有一些能够去挽救、改造的建筑，还是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刘玉海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深度调查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