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灵魂与有厚度的生命——江绪林对虚无主义的批判性沉思

作者:郝苑 2022-11-24 02:36

江绪林认为,在追求自由理想的过程中,痛苦和忧伤或许不可避免,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可贵的;真正可贵的是“灵魂的烈火,不管在什么处境中,总在炽烈地燃烧,无论是照亮暗夜,是烤烧污垢,还是炼净自身”。

郝苑/文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准备出门时遇到梁漱溟,梁济在谈到当时的欧洲战况时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肯定地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然而,这个善意的劝慰无法消释梁济心中的郁结,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六十多年后,梁漱溟在晚年口述中不无苦涩地回忆起了这段经历。非凡的心智留下的语言文字,总是可以跨越时空,在拥有类似困惑的真挚灵魂中激荡起深刻的共鸣。在梁漱溟完成这个口述的多年之后,江绪林在一趟前往东南亚的旅程中阅读了这部口述实录并感到“豁然开朗”。应当说,吸引江绪林的并不是梁漱溟所持有的特定理论立场或政治立场,而是梁漱溟丰厚的思想资源与个体生命,这让梁漱溟在比父辈与后辈的学者经历和见证了更多的苦难、动荡与险恶的情况下,仍在言行中显露出更多的从容、豁达和乐观。江绪林认为,梁漱溟的生存智慧与思想境界带给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一大启发是:无论自由主义者的处境有多么脆弱与艰难,他们都可以从各种伟大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中汲取能量,不被绝望所压倒,“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视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自由主义者作为现代人,他们的生存处境也面对着来自虚无主义的种种困惑与威胁。出于诸多有意无意的歪曲,自由主义总是被某些人认为要对虚无主义的生活方式与智识状态负责,甚至江绪林悲剧性的自杀事件也被某些流俗的意见仓促地理解为虚无主义的不幸后果之一。殊不知,江绪林的整个智识生涯的一个主导动机就是抗辩对自由主义提出的虚无主义指控,通过结合各种哲学资源与思想资源,江绪林不仅批判性地深入反思了当代虚无主义,而且还指出了克服虚无主义的可能道路。崇明与肖海鸥等江绪林的好友在江绪林所撰写的200万文字的基础上精心编选的文集《生命的厚度》,则为读者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江绪林剖析与超越虚无主义的那条充满启发的独特思路。

在当代智识世界中,自由主义之所以被指控为虚无主义,这主要导源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自由主义经常被误解为在倡导一种不受任何道德与法律约束的绝对自由,或至少缺乏对平等和公正等传统伦理价值的必要关切,自由之花因自身没有扎根于丰厚的精神土壤而显得摇曳不定。第二,在以卡尔·施密特与列奥·施特劳斯的名义形成的某些智识时尚的影响下,不少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大力鼓吹所谓的宽容精神”,任由人们对种种价值问题做出自由抉择,这消解了善恶、对错与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助长了诸多反对自由与宽容的独断思潮的野蛮发展,甚至导致了自由主义在某些政治环境下的自我毁灭。

江绪林在他的研究与思考中对以上这两方面的指控都做出了有力的回应。通过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深入阐释,江绪林力图表明,自由主义传统在当代的一个显著进步或更新恰恰是“把正义放置到自由主义的思考中心”。通过现代契约论与理性选择范式的技术性论证,罗尔斯将自由社会中的公平正义概括为两条原则:一是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公民平等地拥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二是涉及物质利益分配的差异原则,社会财富的分配将最大化最低收入者的福利。由此可知,在文明社会中的自由权利与公平正义并非两个必定相互排斥的理念,而是可以通过令人信服的方式将两者“置于理性的新基础上”,自由社会给予弱势群体以帮助不仅是道德的要求,而且也是自由主义所倡扬之理性的逻辑要求。

关于自由主义所蕴含的宽容精神,江绪林的主张是,人们不应当根据当代某些学者对这种宽容精神所做的似是而非的解读来做出评判,而是应当追溯其历史根源。纵观人类的政治思想史,这种宽容精神大致导源于两个传统——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学说与基督教的宽恕之爱。就前者而言,启蒙思想家所肯定的宽容精神主要是为了保护自由思想免受不公正的政治压制与宗教迫害,他们不可能赞同人们去宽容专断的权力与独断的教条。就后者而言,江绪林强烈反对片面地强调基督教的仁爱,基督教并非毫无底线地宽恕各种罪恶,恰恰相反,“《新约》圣洁的宽恕之爱,须以《旧约》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正义来奠基”。尽管耶稣的仁慈是没有限量的,但“基督教的爱是公义的爱,不是泛滥的慈悲”,这就意味着“地上的公义也要得以伸张,让人免于侵害和恐惧”。在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却又缺乏正常的政治表达和救济手段的情况下,一个人捍卫自身的血性必不可少,否则就会沦为“没有灵魂,没有希望,爬行在地上”的奴隶。因此,无论是从哲学的根源上看,还是从宗教信仰的根源上看,自由主义都没有放弃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没有放弃与强权的暴行进行斗争的勇气和意志。不难看出,自由主义所蕴含的宽容精神取决于具体的对象:对于那些真心讲道理的理论对手,自由主义者会捍卫他们表达不同见解的权利,但对于那些表面上讲道理,暗中却不择手段地清除异己的野心家,自由主义者则会果断地采取其他坚守底线的应对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凭借着这种灵活的智慧与果敢的意志,自由主义才在充斥着残酷斗争与巨大动荡的人类历史中存活下来并在当代文明社会中焕发勃勃的生机。

在江绪林看来,关于虚无主义的指控之所以会强加到自由主义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并没有真正把握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虚无主义不仅仅是否认善恶的客观标准,因而无法在诸多价值和善好之间排序。更为重要的是,虚无主义彻底消解了诸多理想和信仰的超验维度与独立价值,转而让权力占据了终极价值的宝座,于是,虚无主义者让智慧服务于权力,一切智识成就与文明成果都被虚无主义者视为攫取权力的手段和工具。江绪林认为,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深刻揭示的,人类的一种根本处境恰恰是,城邦生活或政治生活是一种不完美的状态。在对美好生活的寻求中,“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是某种被逾越的东西”,哲学的智慧在政治之外确立了一种独立的价值标准,以便于建构“一个比好政治更美好的领域”。因此,在好的城邦中,哲学与智慧是优于权力的,“权力要追随和听命于智慧,而不是智慧听命于权力”。

当然,不可能指望虚无主义者会接受以上这个建议,柏拉图对话录的相关论述显示,哲学家与虚无主义者的竞争和较量在古希腊时期就相当激烈,虚无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现代的产物,而是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就需要追溯到虚无主义的历史源头来把握它的真实面目,而江绪林厚重的哲学笔记则为洞悉这个疑难问题留下了诸多重要的线索。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洞穴寓言:一群囚徒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他们的头部只能面向石壁,光源在他们的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各种事物在光线的作用下投射到石壁上的影子,他们把这些影子当作真实的事物。终于有一天,其中的某一个囚徒成功粉碎了他的桎梏,跑出这个洞穴,看到了太阳与阳光下真实存在的事物。这个人跑回洞穴,将他亲眼所见的实际情况告诉其他囚徒,那些人不是认为他的眼睛被外面的世界弄坏了,就是嘲笑他的疯狂。当这个人要释放其他囚徒并把他们带到洞穴之外去时,人们甚至打算逮住杀掉这个破坏洞穴秩序的人。按照一种流俗的解释,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表达的是感性世界的幻象与理念世界的真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它的寓意显然并非仅仅局限于认识论,值得人们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是在什么人的精心安排下,这群被封闭于洞穴之中的囚徒才会如此执迷于冰冷石壁上的苍白幻象?

根据江绪林关于柏拉图对话录的哲学笔记,不难推断,这个布局的幕后黑手之一是在古希腊城邦中炙手可热的智术师。智术师是一群以传授修辞术为谋生手段的“智者”,其代表人物为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与色拉叙马霍斯等。尽管智术师热衷于将他们的修辞术修饰为一种通过知识来说服他人的自由技艺,但高尔吉亚在吹嘘修辞术的神奇功效时承认,一个人在精通修辞术之后,即便在不知晓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也可以运用修辞术来说服无知的大众,让自己显得比这个领域的专家更有说服力,因此修辞术带来的是某种“最伟大的幸福”,即让一个人拥有通过语言来“控制他自己的国家的其他人的自由”。可见,尽管智术师在公开的演说中会频繁而又优雅地颂扬道德与信仰的高贵,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关注是非对错的客观标准,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利用民众在道德与信仰上的意见乃至偏见来操控民意,说服民众按照智术师规划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

智术师并不真正相信客观的知识与真理的存在,普罗泰戈拉就相当自信地表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所谓的真理似乎都可以被人的具体立场相对化。当然,普罗泰戈拉并未明确说出成为万物尺度的究竟是哪些人,但倘若再考虑色拉叙马霍斯所极力为之辩护的那个将强权等同于公正的立场,那么就不难认识到,智术师心中至为推崇的只不过是世俗的权力,智术师所宣扬的知识、真理、道德和信仰,统统是他们用来服务于权力,让民众沉迷于种种心智幻象的手段。诚如柏拉图指出,归根到底,智术师的修辞术就是一种用来迎合专断权力的“奉承术”。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智术师是虚无主义的重要历史根源之一,虚无主义者所运用的种种话术与阴谋,几乎都可以在智术师那里找到原型。

尽管苏格拉底积极运用逻辑与理性辩论的技巧来揭示智术师的修辞话语所蕴含的种种矛盾,但智术师依旧在雅典的贵族与平民中找到了大量的追随者,并孕育出了为数不少的僭主和政治野心家,让雅典城邦多次陷入危机与动荡之中。当雅典人试图为这些不幸的灾难寻找罪魁祸首时,这些智术师则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雅典民众公共意志的忠实代表,全方位地运用诗歌、戏剧和演说的修辞策略,打造与传播苏格拉底不敬神与败坏雅典青年的刻板印象,将民众的愤怒与敌意处心积虑地引导到了他们的理论对手苏格拉底身上。显然,虚无主义者的拿手好戏就是把自己伪装成虚无主义的反对者,再凭借自己作为道德审判者的身份倒打一耙,用虚无主义来污名化自己的理论对手。

智术师的阴谋或许获得了成功,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通过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但智术师的这些阴暗行径让热爱自己导师的柏拉图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恶劣印象。柏拉图不仅在自己的对话录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揭露智术师以及修辞术的真实本质,而且还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建构了一个超越世俗权力支配,不断唤起人们对于真理与公正的终极关切的理念王国。在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艰辛努力下,智术师各种诡辩的矛盾与缺陷被公之于众,即便后世不时有人想要为智术师翻案,但智术师这批源初的虚无主义者很难在西方哲学主流中占据一个令人尊敬的位置。

尽管如此,现代哲学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又为虚无主义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康德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与“本体”两个部分,本体世界是确保人类的道德与自由的理论预设,但人类的理性没有能力认识本体世界。实证主义者将康德的做法激进化,他们宣称,超感性的本体世界是没有意义的,科学与哲学应当把注意力仅仅聚焦于现象领域。尼采反对实证主义仅仅停留于现象,却又承认事实存在的立场,他倡导的视角主义主张,“恰恰没有事实,只有解释”,而解释是强力意志成为主人的一种手段。海德格尔进而宣称,真理就是有所遮蔽的去蔽,而这种可以对真理不断加以修饰的去敝活动,则取决于此在的本真存在所凭借的“眼下瞬间的决断性”。正如江绪林所敏锐指出的,海德格尔的真理观为施密特的“区分敌友的政治决断”观念提供了“存在论的支撑”,这也就意味着,海德格尔摒弃了德国观念论乃至西方传统哲学对真理的终极关切,海德格尔的此在“失去了理性的护佑”。

不管上述哲学家各自的理论初衷是什么,但他们对超验领域的激烈批判,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现代人对真理与客观性的终极关切,事实与真相似乎成为了一种可以任由权力肆意加工改造的事物,于是虚无主义这位最阴森可怕的客人就站到了现代社会的门口,它为各种激进的政治宣传活动打通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正是在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智识氛围中,希特勒煽动种族狂热的政治宣传成为了可能。希特勒不无得意地指出,“弥天大谎总有一种使人相信的力量”,因为多数大众“自己经常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撒小谎,但是以犯大错误为耻。他们从来没有胆量想过编造一个巨大的谎言,他们也不敢相信有人敢这样不顾廉耻地撒弥天大谎”。希特勒的这套宣传技巧并没有随着他的倒台而消亡,只要哪里的智识思想深受虚无主义的影响或支配,哪里就会盛行这种操控人心的修辞技巧。江绪林以他深沉而又敏锐的笔法描绘了他所处的智识环境与生存处境,这些文字充分表明,虚无主义并不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抽象观念,事实上,虚无主义与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在我们身边随处可以看到虚无主义有意无意留下的悠长阴影。

据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朗山附近长了一种蘑菇,它们通过释放孢子让人产生非常真实的幻觉并陷入沉睡,这些睡梦中的人则沦为这些蘑菇的营养而慢慢被消化掉。更为奇妙的是,每当这些牺牲品感觉自己的情况不太正常,有可能从梦境中清醒时,他们就会进而陷入自己通过挣扎已经获得解救的新幻境之中,于是他们又安心地返回到了那种让自己走向死亡的沉睡之中。不管这个传说是否真实,这种蘑菇制造幻境的策略,已经被新时代的虚无主义者用来操控洞穴内的囚徒,于是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有了后续的发展:随着洞穴之外的信息不断传入洞内,越来越多的囚徒想要砸碎枷锁走出洞穴了解实际情况。洞穴支配者相当清楚,一味禁止只会让囚徒更加向往洞穴外的光明,于是他们主动卸除了囚徒的枷锁,但在通往洞穴外的道路上精心安排了一批据说亲自去过洞穴之外的引导者,这些引导者会将囚徒引向洞穴支配者利用各种技术建构而成的“拟态环境”,并借助精巧的话术让囚徒去崇拜高高悬挂在那里的人造太阳。这种人造太阳同样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但它与真正的太阳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光芒不会激发人们与黑暗抗争的斗志,只会魅惑人心地助长人们与黑暗和解;它的光芒不会激发人类的自由思想与生命力,只会把思想的荒漠照耀得更加荒凉,即便其中偶然出现少许清泉,但“荒漠溪流的清泉总是蒸发得比积累更快”。

虚无主义者之所以可以在民众中掀起一阵阵狂潮,这主要是由于许多民众也处于道德与信仰上的虚无状态,民众中最典型的一类虚无主义者是被孔子称为“德之贼”的乡愿之徒。这种人表面上是忠厚老实的老好人,但实际上则是伪善欺世,处处讨好,不分是非,热衷于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人。当他们遇到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时,他们或者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在旁边沉默不语,或者打着为受害者身心健康着想的名义,让受害者保持情绪稳定,不要把事情闹大,而根本没有勇气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对各种不公正的权力或权威提出任何批评。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好心人”的所谓的劝解,往往会让受害者陷入更加深沉的抑郁状态乃至绝望状态。

在江绪林看来,在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缺乏本真信仰的社会里,“世俗潮流和利益洗涤一切”,在未来等待着人们的就不是思想的觉醒,而是“冷酷命运的铁索轮回”。一个真正背负自由理想的人在此时不应过于急促地去燃起火光,而是更应该满足于首先守护黑夜,“借此或可防御日常生活中那些虚假的黎明”。江绪林在这种处境下倡导的典范是公元4世纪基督教的圣哲,他们并非旨在铸改罗马帝国的秩序,而是“寻觅灵魂的拯救,不经意间播下自由心灵的种子”。

虚无主义利用种种理想和道德来制造光明的幻象与狂热的崇拜,让民众的灵魂变得浅薄、贫乏和骄横。但“仅仅因为某些错谬的理想深深地玷污了人类历史而否定一切高远理想的可欲性是因噎废食。当代人最大的问题或许不是美善理想的诱惑,而是不敢信赖美善、不敢相信和坚持绝对的美善”。因此,要克服虚无主义的困扰,现代人就有必要回归到种种伟大的哲学传统与宗教传统之中,借助那些传统中的自由境界与处世智慧,塑造拥有丰厚生命与终极关切的自由灵魂,以便于对抗虚无主义的欺诈诱惑与庸常生活的沉沦堕落。

2016年2月19日晚,江绪林在办公室自缢身亡。自此以后,总有一些人会对此做出这样一种草率的评论:江绪林的这个选择违背了基督教禁止自杀的诫命,这或许意味着江绪林柔弱的心灵无法对抗虚无主义的侵袭。但正如肖海鸥指出,江绪林的“自杀不是境遇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决定。在此刻,他的精神足够强大到让他去做这个决定,而不是因为柔弱被压垮了才去的”,可以说,江绪林做出自杀的抉择,恰恰体现了江绪林拒绝被虚无支配和奴役的决心与意志。

众所周知,江绪林出生于湖北红安乡村,“身世可谓凄苦”,他在高校并非没有通达显赫地位的道路,但他的心性“宁愿选择艰难中的自由,也不愿去佩戴卑躬屈膝的浮华与舒适的枷锁”。江绪林维持基本生计的条件越来越苛刻,甚至连临时居住的宿舍都需要每年申请,才可以避免自己被驱逐出去。倘若江绪林像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与维特根斯坦那样拥有丰厚的遗产,那么这些困境自然难不倒他,但江绪林的贫寒家境却不可能给予他这样的财务自由。

在这个“伟大的事物向来都处在危险之中,平庸才更安全”的环境中,江绪林深深地认同昆廷·斯金纳的如下见解:“奴役孕育着奴性。如果你在他人的慈悲底下讨生活,你的最强烈的动机将永远是不去冒险。换一种表述:你的处境决定了有许多种选择你将避之,另有许多种选择你将取之,最终的结果将是,你的行为自由被设置了数不清的限制。”江绪林担心在“温水煮青蛙”之下,自己变成宏大叙事中的一颗“螺丝钉”。

江绪林认为,在追求自由理想的过程中,痛苦和忧伤或许不可避免,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可贵的;真正可贵的是“灵魂的烈火,不管在什么处境中,总在炽烈地燃烧,无论是照亮暗夜,是烤烧污垢,还是炼净自身”。与其被规训成没有自由灵魂的行尸走肉而在世间苟活,不如用灵魂的烈火将自己炼化为一颗自由心灵的种子。“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上死了,它仍然只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切诞生都是从黑暗向光明诞生,种子必须种入土地并在黑暗中死去,为的是让更美好的光明状态成长起来,得以在阳光下发展。”可以相信,江绪林先生播撒的种子终会在每一个“不愿意被此世的不幸和沉沦淹没”的理想主义者的心底茁壮成长,激励着他们在江绪林先生用自己的文字和生命铺就的自由之路上不懈地追寻着本真的理想与尊严。

 

相关热门新闻

请点击添加到主屏幕